一条小河穿城而过，入夜后，舟船上点起星星灯火，有着夜莺般歌喉的女人们穿着旗袍，怀抱琵琶，那曲调和日耳曼女人的爽朗完全不同，酥软婉转，却总能传得很远。

他的官邸离玄武湖很近，湖上波光粼粼，倒映着碧绿紫金山影，晃晃悠悠，宛如一幅画。

春风吹来，岸边垂柳随风轻摆，像极了少女的发丝，他正拿起相机截取那时刻，却发现镜头里真出现了一个少女，一个黑头发的美丽少女。

他还记得，她穿着一身浅蓝布旗袍，两只辫子垂到身前，她和朋友聊着什么，转头一笑。看到那一泓清泉般的眼睛时，他心跳加速了。

他忘记了按下快门，耳畔嘈杂的车声、人声和风声都如潮退去，周围的一切人和物也在那一刻失去了轮廓，除了她。

他平生第一次鼓起勇气，和一个浪荡子般，用英文同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搭讪，她或许是被自己那一身军服还有高鼻深目的长相吓到了，刚开始一直摇头。

在他几乎要放弃时，她才红了脸，声如蚊蚋地答应与他去新街口喝杯咖啡——原来她家就在南京，是金陵女大的学生。

再之后，他们成了恋人。

他们在颐和路的梧桐树荫下约会，在夫子庙旁尝着糖芋苗和梅花糕，他们一起走过了南京的四季轮回。

春天，他们在鸡鸣寺的落樱如雪里漫步；入夏，秦淮河画舫里，她倚着他听摇橹声咿呀。秋天，他背着她登上遍野火枫的栖霞山；玄武湖在冬日结了冰，他揽着她看孩童们嬉笑划过冰面，呵出的白气永远交融在一起。

那时候，他想到了要和她共度一生，他同家里人去了信，陈述了他的决心。

不出所料的，是反对，他的家族里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未来的伯爵夫人会是个来自东方的平民女子，他们都觉得他疯了，斥责、嘲讽、忧虑，甚或以断绝关系为威胁。

不久，他被告知派驻期满必须回国，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家族在柏林运作的结果，但即便如此，他也打算带着她一起回德国。

可是在这个时候，她退却了，她告诉他她看到了家里人写给他的信，他不值得为她牺牲那么多。她也不能跟着他去德国，家里寡母年迈，膝下只有她一个女儿，母亲舍不得她远嫁，毕竟那个年代，远嫁重洋就意味着永别。

“我得为母亲养老送终，”她目光低垂，“之后……之后我再去找你。”

他离开前还嘱咐她一定要经常给自己写信。

最初，一两个月就能收到一封，信纸上是她工整的英文，絮絮地说着日常，问他一切是否安好。后来几年，欧洲和远东先后都陷入了战火，邮路变得漫长而不可靠，一封信五六个月才能抵达对方手里，字里行间的事也早成了旧闻。

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日期停留在1937年11月30日，信上的字迹从没那么潦草过。

她说，南京已被日本人围困，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城里的达官贵人们都走光了，整个中国政府都要搬到内陆去，“可母亲病重了，我们走不了。”

她说她很害怕。圣诞节快到了，她很想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几个，那时有圣诞树，有他煮的热红酒，还有他们一起做的巧克力蛋糕，可现在物资封锁，连一块方糖都成了奢侈品。

那是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之后，再也没有消息。

报纸上登出了南京被日军攻陷的消息。起初他还抱着希望，想着只是战乱导致通信中断，但几个月过去，仍然杳无音信。

一种不好的预感让他坐立不安，他四处打听她的下落，推测着她可能的境遇，甚至他还去问了日本大使馆的人。从那些外交官的语焉不详和躲闪目光里，他隐约猜到了，日本一定没有他们向国际宣称的那样，对这座古老城市的人们给予人道对待。

事实正相反。

他是几个月后从中国使馆人员那里得知的。

西门子驻华代表拉先生已经返回德国，正四处公开演讲、举办展览揭露日军暴行。他去汉堡找到了他，那位老纳粹党员领导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在大屠杀期间庇护了25万中国难民。

他希望，她也会幸运地是其中之一。

他和那位疲惫不堪的老人描述她的长相、名字、身份和年龄…他复述着每一个能想起的细节，仿佛说得越具体，她就越有可能出现在名单上。

“将军，像她这样的女孩，当时的南京，实在太多了，活的，或者死去的。那段记忆，我每次试图回想，都会噩梦连连。”

他不甘心，翻阅了拉贝带回来的所有记录，短短数十天的暴行，资料竟塞满了两个大木箱。他花了整整五天，不眠不休地一页页翻看那些报告、名单和照片，渴望触碰到任何一个熟悉的名字

他同样知道了那十多天的南京，到底成了怎样的人间炼狱——人性之恶，在短短时间又如何被战争发挥到极致。

或许是上帝的旨意，在翻阅最后一沓名单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她的名字：wang hsiang-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