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太可怕了，听说还是个女人干的？”俞琬整理着药柜，她背对着她，这角度正好挡住了自己正在微微颤抖的手。

“而且和我们一样是黑头发呢！就是因…”利达瞪着乌溜溜的眼睛，差点就要和说出那个秘密——她就是因为这事才认识他的！但马上想起来那人板着脸说不能和别人透露他做什么的样子，又急忙抿住嘴巴把话咽了回去。

阳光透过纱帘，在白大褂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她转身时，利达正望着她出神。

这个意大利女孩永远记得一个月前那个飘雪的午后。

那时的她蜷缩在贝尔维尔贫民窟发霉的床垫上，和一群同是来自意大利的纺织女工挤在一起，咳出的血溅得枕巾都染了红。

同住的人都离她远远的，连利达自己也觉得就要和母亲一样因为肺结核去见上帝了，是房东太太颤巍巍地敲门说：“傻姑娘，去圣马丁街找那位女医生吧，她给穷鬼看病只收一法郎。”

那天下午，她穿着破棉花袄子，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她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路面干干净净的，橱窗里摆着奶油蛋糕，德国军官挽着香水味浓烈的法国女人走进咖啡馆。

她停在了诊所门前，正巧碰见一位穿着貂皮大衣的夫人走出来，一见她，那位夫人就皱起鼻子往旁边躲了躲，她那时觉得自己就像只从下水道钻出来的老鼠，忽然就不敢推门进去了。

“需要帮忙吗？”

门开了，利达一抬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医生，她看起来只和自己差不多大，而且说话时，和自己一样的黑眼睛会弯成一双小月牙。

是她把她请进了那个弥漫着消毒水味道的地方，她说她得的是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肺结核。

文医生不但没要她诊金和药钱，还带她去了隔壁买了热乎乎的面包圈。

她说，她曾经和她一样，也挨过饿受过寒，她还很年轻，她要坚强，“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

上一个和她这样说的人，还是妈妈。

她生长在西西里岛，父亲原本是玻璃厂工人，一战后的大萧条里，他失去了工作开始酗酒度日，有一天母亲发现他彻夜不归出去寻他，才在河里看到了一具浮肿的尸体。

“他失足掉下去的，”警察甚至懒得做记录，“又一个醉鬼。”

弟弟被征召去东非那年才十七岁。一年后，一个包裹被送到家门口，里面是本破旧的日记和铜质殉难勋章。没有遗体，连正式阵亡通知都没有。

整个意大利都在为法西斯主义疯狂，利达每天经过征兵处的长队，听见男人们谈论着埃塞俄比亚的金矿，女人们则在配给站前为黄油大打出手。没人关心艺术，没人谈论美——除了母亲。

“跳给我看，我的小天鹅。”母亲会在做完整天的帮佣工作后，靠在门框上，看利达练习芭蕾。那些给贵族夫人们烫衣服、擦地板挣来的里拉，变成了女儿的舞蹈课学费。

“她有天赋，”舞蹈老师说，“真正的天赋。”

但天赋在战争年代是最廉价的商品。母亲咳血而亡的那个冬天，利达把她留给自己最后的钱缝在内衣里，跟着远房表姨坐船来了法国。巴黎——艺术之都，是她梦里自己会穿着白纱裙在歌剧院跳《吉赛尔》的地方。

现实却是蒙马特后街的舞池和醉汉们露骨的目光。没有科班出身，没有推荐信，连红磨坊群演队都进不去，她只能在小酒馆跳廉价娱乐舞，用暴露的衣服来代替芭蕾舞裙。

“转起来，意大利小野猫！”客人们往舞台上扔硬币，她数着那些铜板，计算着够不够付下周的房租。

可是现在！她每天起床都会掐掐自己，生怕是在做梦。

自从遇见文医生后，生活就像被施了魔法——顽固的咳嗽渐渐好转，从每周都要来诊所，变成只需要隔周复诊。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雪天，盖世太保把她从贫民窟带走，然后她遇见了他。

他袖口的红标志令人害怕，可那张脸却让她想起西西里老家那个总给她水果的邻居哥哥。当他走近瑟瑟发抖的她，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抬起她的下巴时，利达的心跳快得像要蹦出胸口去了。

第二天，她就被带到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里，床上还有条真丝睡袍，这一件就比她这辈子穿过的所有衣服加起来都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