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霍夫曼照相馆的工作按部就班，每天早晨九点整，我会准时推开那扇挂着铜铃的玻璃门，爱娃?布劳恩通常已经在前台擦拭柜台，或者整理昨日冲洗好的照片。她总是最先到的那一个。

&esp;&esp;“早安，露娜！”她会迅速扫视我的衣着—通常是素色衬衫与及膝裙的搭配，然后评论道：“你今天这身颜色真适合你，衬得皮肤更白了。不过如果配一条细腰带，腰线会更明显。〞

&esp;&esp;这是爱娃的表达方式：直白，无处不在的、对“美”的细节执着。

&esp;&esp;我们的工作日常很快形成固定模式。早晨通常没有预约，我会整理化妆间的工具，测试粉底色号与唇膏的搭配效果。爱娃则处理账目、接听预约电话，或者翻阅最新送来的时尚杂志—《时尚芭莎》《柏林画报》散落在柜台一角，书页因频繁翻阅而卷边。

&esp;&esp;“看这个！”某天上午，她兴奋地指着杂志内页，“法国最新的烟熏妆！模特眼睛周围像是沾了灰烬，但偏偏有种…堕落的美感。你能画出来吗？“

&esp;&esp;我接过杂志。眼影从浅棕过渡到深灰，在眼尾刻意晕染出模糊边界；下眼睑也用同色系轻微勾勒，制造出疲惫而诱惑的效果。这与霍夫曼先生推崇的“清新自然”背道而驰。

&esp;&esp;“技术上可以。”我回答，“但霍夫曼先生不会允许给顾客化这种妆。”

&esp;&esp;“我不做顾客。”爱娃凑近，压低声音，“午休时候，你给我化，我想看看自己变成这样是什么感觉。就当…练习新技法？”

&esp;&esp;她总能找到让我无法拒绝的理由—练习新技法，确实是提升技能的有效途径。于是午休时分，当霍夫曼先生外出用餐，照相馆暂时安静下来，爱娃锁上前门，拉着我快步走进化妆间。

&esp;&esp;“今天试试这个烟熏妆，或者杂志上说现在巴黎流行有种病态苍白感的唇妆，配一点点腮红，像刚咳过血的美人！”

&esp;&esp;我拿出自己的化妆箱里从柏林带来的颜色更大胆的产品。爱娃坐在镜子前，闭上眼睛，睫毛因期待而微微颤动。她的脸型圆润，五官精致集中，其实并不适合过于戏剧化的妆容。某些色彩和线条放在她脸上，会放大幼稚感而非制造成熟。

&esp;&esp;“这个色系会让你看起来像眼睛浮肿。”我曾如实告知。

&esp;&esp;“没关系！化了洗掉就是。我就是想看看效果。”

&esp;&esp;她坚持。请记住网址不迷路щoa1jec o

&esp;&esp;于是我就给她化了杂志上的妆容。结果确实不尽如人意，爱娃对着镜子，会皱起眉头：“好像是不太对劲但这个过程好玩！”然后她会要求我改成另一种风格，“那试试这个甜美风格的妆容？据说能让脸颊看起来像被阳光吻过。”

&esp;&esp;我把这些“练习”视为测试函数在不同定义域的表现。爱娃的脸是一个特定的初始条件，我尝试不同“输入”（妆容技法），观察“输出”（视觉效果），并分析其中的映射关系。这比单纯为追求“自然”而工作有趣得多。

&esp;&esp;几次午休练习后，我们的关系从同事过渡到某种意义上的“实验伙伴”。爱娃开始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事，通常是在我为她调整眉毛弧度，或她帮我递化妆刷的间隙。

&esp;&esp;“我父亲是教师”某天她一边看着我调和遮瑕膏，一边说，“他很严肃，希望我和姐姐、妹妹都学一些‘符合规矩’的东西。所以我们家叁个女孩都读了天主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学习法语、打字、家政和会计，但我觉得这些非常无聊。我当时很调皮，是教师和同学眼中的‘不服管教的野孩子’‘难对付的孩子‘”。

&esp;&esp;“你喜欢什么？”我问，用刷子蘸取少量修容粉。

&esp;&esp;“很多啊！游泳，我游得很快；滑雪也是，冬天我们全家会去加米施-帕滕基兴，我从山坡上冲下来的时候，感觉像在飞！”她的眼睛亮起来，“还有跳舞！可惜慕尼黑的舞厅没有柏林那么多，那么开放。你去过柏林的舞厅吗？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里那样，彻夜狂欢，人人都跳查尔斯顿？”

&esp;&esp;我注意到爱娃除了妆容，她对我在柏林的生活充满好奇。

&esp;&esp;“柏林的女孩子都穿什么样的裙子？长度到哪里？”

&esp;&esp;“酒吧里真的允许男女随意搭讪吗？”

&esp;&esp;“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地下俱乐部？听说有些地方可以跳裸体舞？”

&esp;&esp;她的问题往往带着夸张的想象，我选择性地给出经过过滤的回答。我描述柏林百货公司的橱窗，大学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