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蒋明筝对医生、警察、城管这类“制服职业”人士，有种根深蒂固的、近乎本能的“严肃职业恐惧症”。这毛病，大概是小时候带着于斐讨生活落下的病根。

那时候她也就十来岁，于斐虽然比他大，但也就是个孩子。

孤儿院的补助有限，她想给于斐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只能自己想办法。最开始是捡废品，后来胆子大了点，蒋明筝才拿出那笔来之不易的启动资金，学着别人在小学后门那条窄巷里摆了个小小的摊子。一个旧板凳，一块洗得发白的布，上面摆着她从批发市场论斤称来的廉价头绳、小本子、编手链的玻璃绳还有自己偷偷煮了、装在保温桶里的茶叶蛋和烤红薯。

于斐就乖乖坐在她旁边的小马扎上，不吵不闹，只是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来往的学生，偶尔帮她递个东西。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赚个十几二十块，够他俩吃顿带肉的晚饭。

直到那天下午，放学高峰期，摊子前围了几个学生。蒋明筝正低头给人找零，突然听到于斐惊恐的叫声，和一阵急促的哨音。她抬头，心脏瞬间沉到谷底——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城管，正朝他们快步走来，表情严肃。

“小孩！这里不许摆摊！赶紧收了！”

为首的大叔声音洪亮，周围的学生一哄而散。蒋明筝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茶叶蛋的汤汁洒了一地，滚烫的红薯差点烫到手。于斐被吓坏了，紧紧抓着她的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声也不敢出。

“说了不许摆！没听见吗？”另一个年轻些的城管语气更冲，伸手就要来收她的板凳，“别在这磨磨蹭蹭，你家大人呢。”

“叔叔！我们马上走！马上就收！”蒋明筝急得声音都变了调，几乎带着哭腔，一边护着于斐，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胡乱塞进破旧的编织袋。那种被当众呵斥、被众多目光注视的羞耻和恐惧，像冰冷的潮水将她淹没。于斐的隐忍的哭声，城管严厉的训诫，周围人或好奇或同情的视线……成了她童年对“权威”和“制服”最深刻的恐惧记忆。

最终，东西被没收了大半，还被教育了半天。她牵着哭得一抽一抽的于斐，背着所剩无几的家当，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回孤儿院。那天晚上，她抱着于斐，在漏风的小屋里，第一次清晰而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她们的生存，如此艰难，如此容易被打碎。

后来大一点，能干的活儿也更多了。有段时间，她经人介绍，帮一个摊主看管夜市里一个卖杂货和小电器的摊位，其中就夹杂着一些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的“压缩碟”。摊主告诉她，有人问起，就说是“电影碟”、“歌曲碟”，别的不用多说。

她其实模模糊糊知道那是什么。但摊主给的看摊费，比她在餐馆洗盘子高得多。为了攒钱，为了应付于斐时不时生病带来的额外开销，她硬着头皮接下了。

那是个闷热的夏夜，夜市人声鼎沸。她蹲在摊位后面，警惕地看着来往行人。于斐趴在一旁的小凳子上睡着了。一切看似平静。

直到几个穿着便服、但气质截然不同的男人停在了摊位前。他们翻看了一下摊上的小电器，然后目光落在了那些黑色塑料袋上。

“小姑娘，这些碟怎么卖？”一个面容和善但眼神锐利的叔叔问她，“里面什么内容。”

蒋明筝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按照摊主教的，小声说：“电影碟，五块钱一张。”

那叔叔拿起一袋，抽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封面扫了一眼，脸色就沉了下来。旁边另一个男人立刻亮出了证件：“警察。这些是盗版光碟，涉嫌传播淫秽物品。你跟我们走一趟，把摊主也叫来。”

“警察”两个字像炸雷在耳边响起。蒋明筝瞬间脸色煞白，浑身血液都凉了。她看着那亮闪闪的证件，看着对方严肃的表情，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她。她不是摊主，她只是看摊的，但她说不清。周围已经有人好奇地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于斐被吵醒，懵懂地看着这一切，突然“哇”地一声哭起来，紧紧抱住她的腿。警察看到于斐，皱了皱眉，语气稍微缓和，但依旧严厉：“先跟我们回所里，把事情说清楚。”

那一刻，蒋明筝觉得天都塌了。她会不会被抓起来？她会不会坐牢？于斐怎么办？张妈妈知道了会不会不要他们了？各种可怕的念头在她脑子里乱窜。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她紧紧牵着于斐的手，手心全是冰凉的汗，于斐则惊得一直在小声啜泣。

那是她第一次坐警车，第一次进派出所，面对着警察严肃的询问，她吓得话都说不连贯，只知道反复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摊的”。虽然最后查清楚她只是雇工，情节轻微，教育了一通就让张妈妈来接走了，但那种面对国家机器、面对冰冷程序和审视目光的无力与恐惧，深深烙印在了她心里。

所以，当视频通话接通，屏幕上出现周戚宁那张戴着金丝边眼镜、几缕未吹干的湿润黑发随意搭在额前和镜框上的脸时，蒋明筝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立刻挺直了背脊，脸上的笑容调整到最“乖巧”甚至带着点学生见老师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