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ka的邮件回得很快，时之序在视频里看见她背后窗户里的乌普萨拉，已经是盛夏了，太阳高照，树影婆娑。

屏幕这头的岭澜却正值季风性雷雨，窗外阴沉得像天要压下来。

arika一边用轻快口气和她寒暄，一边翻开笔记本，认真听她说起岭澜旧城改造的情况。

时之序把研究计划修改了几遍，试图把核心研究问题讲得条理清楚。

和前二十年中国城市发展时那种“大拆大建”的粗暴手法不同，最近几年岭澜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旧城不完全推倒，而是进行“微更新”，局部拆迁、修缮立面、引进资本、开咖啡馆、美食街、民宿，让老街看上去既现代又保留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arika点头，“听上去很不错？”

时之序笑了笑。她知道真正的问题不在改造与否，而在如何分配。旧城改造涉及房子，就关系到补偿；而补偿一旦涉及家庭，矛盾就冒出来。岭澜老城的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刺眼：所谓“外嫁女”，也就是已经结婚的女性，是不能分配到补偿名额的。

arika挑起眉毛，仿佛没想到这种制度还存在。

“这让我觉得很特别，”时之序继续说，“城市研究里谈到的不平等，常常是租户和业主的区别，或者新移民和老居民的对比。但在岭澜老城，性别和婚姻状态直接决定了你有没有资格被算作一个‘居民’。一个女人因为结婚离开了原来的家，就失去了家乡对她的承认。她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可一旦成了‘外嫁女’，在补偿名单里，她就像不存在过。”

“这很有意思。在瑞典，住房补偿的权利通常是‘个人化’的，和家庭关系无关。可在你说的岭澜案例里，似乎权利是通过‘户口’和‘亲属身份’来界定的。外嫁女之所以被排除，并不是因为她不存在，而是因为她的身份被重新归类到夫家的体系里。”

时之序点头。

这正是人类学里所谓的“亲属逻辑”在发挥作用。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一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嵌在父系血缘或婚姻网络里的节点。于是，在旧城改造的补偿名单上，女性常常因为婚姻流动而“消失”。

arika顿了顿，又补充：“它其实触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谁被承认为社区的合法一员？谁被算在‘我们’里面？”

“没错，”时之序觉得思路更清晰了，她接着补充：“背后还有城市管理和财政压力的考量——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节省补偿开支。在这里，个体的权利不是想当然的，而是被家庭关系、婚姻身份和财政决策共同塑造。我想研究的，就是这些制度背后，关于归属、性别、身份和金钱的结构，以及个人如何识别、行动以反抗这些结构。”

“perfect!” arika为她的敏锐观察鼓掌，“更关键的是，我听到的，是你想通过这个研究理解自己。”

时之序一愣，旋即笑着承认，说出自己和岭澜老城的关系，又谈到江燧。他既是旧城改造受益者，又是自己进入田野的介绍人，还有恋爱交往。

她很需要arika从外部的视角替她判断，于是问道：

“这样会太私人吗？”

“私人的即是政治的。”arika摇头，语气坚定。“如果你感到愤怒或伤心，或者和江产生矛盾：别急着保持客观中立，先去感受，然后再分析。”

她接着说：“你已经是田野的一部分了。你的情感、你的记忆、你的关系，全部都在里面。你不能抹掉这些，它们会成为你最独特的视角。当然，要尽量保持反思。”

“我很期待你的发现。”arika鼓励道。

时之序感到前所未有的干劲，她抬头对arika微笑：

“我想，我可以试试。”

窗外雨声渐响，雷声砸下来，仿佛给这一刻按下了暂停键。

南巷21号咖啡店几乎成了她的据点。她总坐靠窗的那张桌子，除了吃饭和偶尔去社区中心找何锐和老人家们聊天，其余时间都泡在这里，一边翻阅旧城改造的文献，一边准备申请跨境调查的行政材料。

咖啡机的蒸汽声和隔壁桌的闲谈声混杂着，江燧的身影时不时在柜台后闪过。她偶尔抬头望向他，如果对视上，他多半会过来问她想喝什么。

“不用，你快回去。” 时之序觉得他消极怠工，同事都忙得飞起来了，他还过来和她闲聊。

“我又自作多情了呗。”他装得很伤心。

时之序无奈，悄悄在桌下牵他的手。

江燧得逞了，满意地回到吧台后继续忙碌，脸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暗喜。

他以前就很黏糊，可那时她大部分时候都冷脸相对，心里装着一大堆要逃离的理由。如今再看他嬉皮笑脸地靠过来，时之序只觉得好笑，因为他的外表和说出来的话不匹配，别有一种反差的趣味。

叁个人一起吃饭那天也是。

时之序和成昶聊得热络，江燧几乎不参与，只是偶尔低头给她夹菜，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