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出现,又有多少需求消失，一味的教条化计算,导致国家分析与计划制订频频出错。”

“作为一个整体性制度化的国家体制，如果计划上出现了错误,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可是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最终还是人民,且试错的成本极大,造成的损失更是巨大。”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矛盾，除此之外,由于各地政府在统计时,必须要达成国家计委制订的目标,若没达成那么影响的就是乌纱帽，所以地方政府不管有的没有，反正超额完成就对了，这一现象不仅在苏联普遍,几乎在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差不多。”

总理的表情严肃了起来说道:“国内确实有虚报数据的情况，57至59年犹为严重,二五计划制订时，各地上报的数据就过于冒进。”

方叶点了点头说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是正常现象。其实经济在具体实行中，是无法进行准确预测的，2003年时,许多经济专家认为，到2050年,我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事实是仅仅八年,到2010年时,我们就超越了日本。”

“经济是动态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还有社会市场因素等形成的共同影响,根本不可能进行详细的测算然而苏联偏偏要违反这个基本认知，过度使用权力挑战经济发展规律,迷信权力的作用,迷信计算与指令，最后撞得头破血流。”

方叶说道:“市场上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今天可能发夹好卖，明天可能头绳好卖，而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国家根据上一年度的测算,给下一年度下发指标,还强行生产,最后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造成大量的浪费。”

“可是市场机制就不同,国家只在整体上作宏观调控,微观调控则交给了地方或地区政府,行业与某一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试错的成本就被稀释和分担了，今天发卡好卖，某个行业或企业发现后就会大量生产，明天不好卖了，立即停止。”

“这种动态的反馈,对于行政体制来说要慢得多，而市场却不同，总是能及时的止损。”方叶说道:“苏联的这种教条式的计划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极多，工人对工厂不关心，工厂管理者对工厂也不关心，工厂对市场更不关心。”

“行政指令之下,其激励机制也存在问题，总是试图用行政激励替代市场激励,对于苏联国有工厂管理者来说，一切都是国家的,他们才不关心呢,可是行政激励是有限的,不可能轻易就能升官,事实是也没那么多官可升。”

“于是就出问题了，就以苏联的拉达汽车厂为例,工厂说是人民的，可是门口的轿车却是厂长的与工人也好,其它人民也罢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对于这类工厂的厂长来说,反正工厂花的是国家的钱,浪费也好，赚钱也罢，这些根本不重要,完成上级任务最重要。”

“这家成立于1966年的汽车工厂，其产品质量一塌糊涂，最后被人们称为‘工业垃圾，世界上最糟糕的汽车’，后来苏联不得不从西欧进口汽车。”

方叶继续说道:“还有另一个例子，二战后，英国上任的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看到苏联搞高尔基汽车城，他发现这个创意太好了，他想只要将英国的汽车企业全部整合起来，那不就强大了吗?于是学习苏联,将本国汽车工业来了个大联合。”

“原本还有竞争的车企，一下子成为了按部就班混吃等死的联合体国有企业，都这样了大家还发展个毛线啊,什么技术创新,什么产业发展,跟以前的企业主没一毛钱关系了，于是原本的市场竞争，变成了企业内斗。这位首相仅用一招，就直接将英国的汽车工业玩成了残废,白白便宜了美德法等国家。”

“按你这个观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总理眉头皱得老深。

方叶有钱残忍的点了下头，回道:“这里涉及到体制、人性、经济规律、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单纯的国有企业，最终必然是这个局面，谁也阻止不了。”

总理叹了口气说道:“国家要发展，改革就必须做,不做只有死路一条。”

这话方叶没有接，也没法接,这么重大的问题,只有国家才能决策,他方叶说了不算，总理见他不答，便转移了话题，回到了计算机上来,问道:“我们卖给苏联这么多高性能的计算机，大概会让苏联的科技发展进一步加速。”

方叶如实的答道:“这个几乎无法避免,但是若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若苏联持续的够买，从而形成买办思维,那不是更好吗?比如这一次的采购，苏联的那些政府官员拿回扣也是有可能的。”

“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虚报账目?”“有什么不敢的。”方叶说道:“总理,您看着，如果这次是政府对政府采购，可能还不方便下狠手，若是政府对华昌公司采购,回扣几乎是一定的。”

“你打算给还是不给?”“给啊,为什么不给,这对我们又没什么影响，何况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不可能因为他们内部的问题,而影响到本企业赚钱，没这个道理。”

谈起苏联